侯贤奎
做为一位私营企业的老板，整日忙得焦头烂额，实在抽不出时间动笔写东西。本来，《师长女儿》后面的故事，应由读者写下去了；可不少读者给我来信，包括曾为《师长女儿》插图的画家也向我发问：“我们想知道师长女儿的命运，你想憋死人哪？”
局外人很难想象我每天是怎样度过的。每天一睁开眼，无论是办公室还是车间，都会有人向我提出些急待我裁定的问题，我必须一一解决，有些事情还必须亲自去处理。师长女儿就坐在我身旁，还常常气势汹汹地向我发难，我提出的办法或什么意见，她总是不轻易通过，发表些似是而非的意见，好像这是她地位权利的象征。现在她权利扩张到我已成了摆设；准确说来是我这个老板可有可无了。甚至我在办公室坐着，来电话找我，尤其是女人的声音，她当着我的面也会说：“厂长不在，有什么话和我说！”有时人家不理她，还是坚持要找厂长。每逢这时，她总是鼻子不鼻子脸不脸的，当着职员的面冷嘲热讽地向我说些阴阳怪气的话，常常弄得我很是尴尬窘然。这是我经营中的失误，怎么能让老婆潜移默化地将权利窃取到手呢？特别是她控制的是企业的财权，将企业的大小印章都握在手中：签一张支票得经她手，支配现金需她从保险柜中给你取。一次朋友来厂看我，中午我想请他们吃顿饭，可兜儿里没钱，在朋友的炯炯目光下，我只好向师长女儿——我的老婆，申请了600块钱，写了取款单。在朋友面前仅此一次也算罢了，因这是制度；可人家来了几次看出了蹊跷，对我说：
“我都不好意思来看你了，你老打条太掉架了，这次你别打条了，我们请客。多日不见你，还真有些想，你能泡，和你多喝些酒也不醉。”有时兜儿里还真没钱被拖走了，当然上了酒桌也得撑点面子：“操！别看你们兜儿里揣两个破钱觉得了不起了，有钱人兜儿里谁揣钱？我就不信毛主席上哪去，兜儿里还需要揣点钱。咱上哪喝酒还用付现钱？划个杠就走，不服就试试……”我还真把他们唬住了。
其实做个老板，喝点儿酒抽些烟也不能算是坏事儿，不然会客时情绪提不起来。说起来酒也是好东西。喝点儿酒说几句平日不敢说的话，谁也不会见怪的，倘若质问起来，也理直气壮：“那是喝多了，说错了就错了吧……”借着酒劲儿，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倒也让人痛快淋漓。一次，我的一位家住内蒙古的好朋友带我去他家乡办点儿业务，在一次酒宴上把他当镇长的大舅子和当地派处所所长也请来了作陪。当我知道这所长开的是一辆奔驰轿车时问道：
“你一位小小派处所所长，配坐奔驰轿车吗？你是不是有些不知自己姓什么了？没事儿想找罐子拔？”
他惊异地问朋友：“这位兄弟是干什么的？”
我端着酒杯瞅着他说道：“看不出来？陆军学院炮兵司令。”
所长惊讶：“炮兵司令！”
我那位朋友笑着说：“他说了半截话，是炮兵司令员的警卫员。你看我这位哥们长相怎么样？当年司令员一看这小伙长得好，一句话当上了司令的警卫员。司令员是个老头子，却找了个年轻漂亮的小娘们儿，可怎么也弄不出个孩子来。这小警卫员来了不到半年功夫，司令员娘们儿就有喜了。司令员别提有多高兴了。可孩子一生下司令员愣住了：左看右看不像他，却像小警卫员，一气之下将他赶回家了……”朋友绘声绘色地说着，听后我也哈哈笑了起来。所长问道：“司令员小娘们儿长得漂亮吗？”
“这还用问吗？司令员和你相比，还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想娶谁哪个敢不从？就是看好你闺女，叫你送去，你敢不从？”“那是，那是。司令员嘛，比咱这市长官还大，腰里别着撸子枪，谁敢惹？”说心里话，我看这所长有些讨厌，就起了坏心，想灌灌他，让他难受几天。你想灌谁，酒不能喝时间长了，时间长了菜吃得多，酒也都吸到菜里了。你给他来个一口接一口，不容他吃菜，不用半斤酒就把他干到桌子底下了。可今天这个所长也不是好对付的，没钻进桌子底下，却翻到椅子后面去了……我自称是“王牌”，可也遇到“王牌”了：一次春节前，县里召开私营企业联欢会，我这“王牌”自然要到场了。为了参加这次会，我让老婆给织了件黑色“唐装”式的线衣，大口袋，盘的扣襻儿像个小拳头；在鞋铺现订做了一双皮面老头长脸皮鞋。我对着镜子一照，还真别出心裁，与众不同。咱们是作家，自然不能和别人一个样子。吃酒时，还真把县里大头头引到我身旁来了。他拎了一瓶酒坐到我身旁说：“你是作家又是企业家，我佩服你。听说你是咱县里的‘王牌’？”
我笑了。他看着我的衣服说：“这衣服不错，有特色，看样子是练过。来，我和‘王牌’喝一杯！”说着倒满了两杯酒。我们俩一碰杯，老领导一仰脖干了。这种喝法我还很少遇到。我迟疑地看着他，好不容易将这杯酒喝进肚里。老领导一摆手：“来酒！”又一瓶酒送到面前。他又将两杯倒满酒说：“你是‘王牌’，我就是‘王爷’了。来，再干一杯！”
这两杯酒下肚自知不好，因为前面还喝了些酒。今天是遇到高人了。老领导向我点点说：“慢慢喝，我到其他桌上，给你们这些企业老板敬敬酒。”这两杯酒喝得我有些难受，满桌菜没动一筷子，就匆匆离开了这酒桌……其实我在部队不喝酒，回来也不喝酒，偶尔喝点酒也是凑热闹。可自从办企业后，我渐渐进入了酒乡中了。今天是税务，明天是工商，后天是环保，再后天是什么质检所、公安局、什么联合会、劳动局……每个部门中又何止一个分部门。记得有一年税务来了三帮查账的，我不解地问道：“都查了两回了，开了查账单，怎么还查？”“前面查的不算数，只有我们查了才算数。”“你们到底哪一帮是皇军？”“我们皇军大大的，你的明白……”不管皇军不皇军，饭还得管。管饭倒不怕，最怕的是洗澡。在这些主管部门中我何止认识一百个人，每人每年来一次还可以，如果一年来二次自然不算多，可我就昼夜不得安静了，何况我还有些业务单位？有时难得一天晚上没事儿，老婆就乐颠了：又是备酒又是备菜。酒也不让喝凉的，温得热呼呼的，笑容可掬地说：“我伺候伺候你，在家里多喝些没关系，在外面可要少喝点儿。”
我知道，她也很不容易，我经常不在家，她也很孤独很寂寞。她肯陪我，是希望我喝点儿酒说说话儿。我实在太累，有时也不愿意说，可她总要求着：“说啊，怎么不说了？”可说着说着俩人就干起来了。记得一次我去大连公安局办事儿，约定在大商门前见面。我想中午必定要吃顿饭，不必去早了。我坐公共汽车来到大连，下了汽车便上有轨电车，下了电车我掏手机想联络一下，可手机没有了。我想是在电车上被小偷掏去了，便用公共电话给我的手机挂了个电话——关机，随后我给老婆挂了个电话，告诉她手机丢了，有事儿打传呼。可她回答得也很干脆：“丢了就丢了吧，别上火，回来再买个小的带着也方便……”
公安局的同志知道我手机丢了很上火，非要带我到所辖警务站报案。我笑了：“别闹了，手机丢了怎么能找回来呢？等一个月二个月找回来也就没什么用了。”可他非拖着我去报了案，那位民警详细询问了丢失的经过，记下了我家里的电话。我想这也是例行公事吧。我回到家里天也黑了，进门老婆将酒菜都摆在桌上。我这是第一次丢失东西，心里总觉得不愉快。可她却乐呵呵给我倒着酒说：“都丢了，还想它干什么。来，我陪你喝一盅，给我说说怎么丢的，挺有趣的吧？”
我说明经过后，她又问道：“在电车上你觉得叫谁给偷去了？”
“在电车上，我周围站了几个女的，能是她们偷的吗？我看不像。”“你是不是在电车上手不老实摸摸搜搜的？”顿时我火冒三丈：“你这个王八蛋说些什么？大庭广众之下我敢摸谁？我看你是欠揍了！”“你凶什么？你做贼心虚啊！”我将酒杯摔在地上想镇唬镇唬她，可她却将一碟菜摔在地上，接着把酒瓶子也摔了。我愣愣地看着她，不知我再摔点什么了。此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听出是那位民警，在电话中他告诉我手机找到了，明天给我送来……我心想这真神了，这不是比福尔摩斯还福尔摩斯吗？第二天我们在酒店相见了。他将手机递给我，只不过皮套没有了。我问道：“你们是怎么破的案？”他笑了：“在这条公交线儿上，谁是小偷我们都知道。我给他们头头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一位朋友在电车上手机丢了，一定要他给找回来，找不回来买也得买一个送来。最后查着了，其实在你上电车时，手机已被拿下了……”我瞪着眼看着他，仿佛在听天方夜谭。我不知是不是应该感谢他，可还是心不由己地掏出500元给他了……不知为什么，我活在世上总有些人给我制造些麻烦；有时我也给人制造些麻烦，一次逛商店，我看中了一个裸体女磁人。我看着看着觉得作者在艺术上有几处创新，也就买下了。可万万没想到拿到家里老婆一看，却怒发冲冠：你这个流氓，没想你那心还挺花花儿的啊？！说着拿起磁人向我摔来。我一歪头砸在墙上，看我要跑，她拿起茶壶摔在我后背上，我也顾不得她还要摔什么，撒腿跑吧……做为老板，我一天到晚，几乎没一分钟有闲，
早晨起来，一阵电话忙得我脸也忘洗了，哪还有什么闲情逸趣去写小说呢？有时想着后面要写的故事也发愁：什么时候能写完呢？我也不习惯用电脑（客气地说是不会用），即使写完了又什么时候能一笔一笔誊写完呢？何况我写稿子也不是为了稿费，不仅分文不要，还给编辑部送去不少的钱。曾有人向我发问：“听说你的稿子是花钱发表的？”是啊！记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一些著作不仅没人给稿费，还得偷偷摸摸去发表。一次马克思将写好的《资本论》寄给达尔文，达尔文硬是没敢留，原包退回。这也许是马克思一生中最失面子的事儿。马克思是伟人，何况我学识浅薄，人微言轻，用钱发表篇文章也算不了什么丢人的事儿。今天我也是喝了不少酒，写来写去走了题了，可写的也是心里话，既然有人想要看，也只得硬着头皮写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