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需要文学的肩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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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志君
去年，在看完张艺谋的新片《十面埋伏》之后，有一群记者围着我采访，我便坦诚地对他们谈了这样一些看法：“张艺谋是一位非常聪明非常有创造力的导演。有人说他是‘鬼才’，有人说他是“怪才’，也有人说他是‘天才’，但从来没人否认他有才。《十面埋伏》这部影片，在影像造型上是美轮美奂的，视觉上非常有冲击力，特别是章子怡在牡丹坊中的戏，拍得极富想像力和创造力，绝对是经典段落和华彩篇章。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情节走向和人物塑造上，该片却显得比较勉强比较苍白。从这部作品看，张艺谋需要有文学的肩膀，他不能离开这个肩膀。”在我看来，有这个肩膀和没有这个肩膀是大不一样的。即便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有才气的导演，离开了文学的肩膀，其作品的美学品位也会降低，艺术感染力也会大打折扣。
以张艺谋而论，在他发轫之初，《红高梁》、《菊豆》这些作品确实曾让国人耳目一新，也
让蓝眼珠的外国人对中国电影刮目相看。这其中，当然最重要的是张艺谋对电影本体的独特认识和对影像造型的独特追求，但作家莫言和刘恒的小说也功不可没。此后，张艺谋比较精彩比较成功的作品，也几乎都是与文学联姻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有苏童的《妻妾成群》作蓝本，《秋菊打官司》则有陈源斌的《万家诉讼》为后盾。而他那些不怎么精彩和不怎么成功的作品，如《代号美洲豹》、《有话好好说》、《幸福时光》、《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等等，都缺少文学的肩膀，或者是文学的肩膀较为稚嫩，因而使他在叙事上，在状物写人上，都显得有些步履蹒跚，甚至捉襟见肘。
最近，巴蜀才子魏明伦对张艺谋有极为尖锐的批评见诸国内许多报刊。他指出：“张艺谋的《十面埋伏》和《英雄》，根本没有思想，没有文学性可言。比如，在《十面埋伏》里，他是什么好看就拍什么。唐朝是好看，可你了解唐朝么?一部电影是要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的，可他拍的是开唐、盛唐、中唐、晚唐还是残唐，他说得出来么?这部电影有一个明显的错误——片子里居然有倭寇!要知道唐朝是没有倭寇的，那时候是鉴真东渡，是两国关系最友好的时代。倭寇是到明朝才有的，张艺谋居然连这一点都不知道!”他还指出，尽管张艺谋赢得了票房，也有可能得这个奖那个奖，但“他还是缺点什么——缺思想，缺文化。说白了，他是个没文化的人!”魏先生的文笔，也同他所钟爱的四川火锅一样——麻辣烫!他的话，似乎过于苛刻，也过于尖锐了一些。纵观张艺谋的全部创作，我认为他还是一个很优秀的很有文化品位的导演，至少他对艺术是酷爱的，是孜孜不倦的，并且是极其执著的。
在张艺谋的作品中，《英雄》与《十面埋伏》属于另类。从摄影和美术的角度说，它们是精彩的；从导演的角度说，它们当中也有不少值得称道之处；但从剧作和文学的角度说，它们是不成功的，甚至有很多地方是失败的。尽管电影本身就是遗憾的艺术，尽管任何作品都不可能白璧无瑕，但张艺谋在文学上的失足实在过于令人扼腕!我曾读过几篇为这两部片辩解的文章，主要观点是：《英雄》和《十面埋伏》的票房佳绩使一切对它们的批评都显得苍白无力。对此，我是不敢苟同的。能让观众买票走进电影院是一种很大的本事，也是很大的成功；但是再能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坐在电影院里赏心悦目，走出电影院时心旷神怡，甚至竖起大拇指，则是更大的本事和更大的成功。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是不可以等量齐观的。如果以为票房高了可以“一俊遮百丑”，就有本钱拒绝倾听不同的声音了，那对自己的创作将是不利的。
每一个创作者都有自己的思考，我们不可能要求人家必须这样或必须那样。可有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那就是作为一个优秀的电影创作者，必须同时直接或间接地拥有文学与艺术这两面翼。剧作家就不必说了，他们本来就应当具有小说家的本事和诗人的情怀。我要说的是导演、演员、摄影、美术、作曲和各部门的电影创作者，并认为所有这些个都应当“厚积薄发”，使自己有较为深厚的文学准备和文学功力，那样拍起戏来对剧本的选择，对剧本的理解，对剧本的修改和对剧本的把握都会大不相同。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位电影导演在专谈自己的拍摄体会时才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文学，是导演手中的魔杖!”至少，我自己是很看重和很笃信这支“文学魔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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